一、告别青春的写作
伊藤虎丸在其《鲁迅与日本人》一书中，曾经特别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或细节：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他37岁时写的”。同时，伊藤又提到夏目漱石写《我是猫》时是38岁。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对于鲁迅和漱石来说，做小说并不是文学青年的感伤和一时的冲动的表现，也不是受青春的功名所驱使的行为”。我们知道，鲁迅到日本留学，是怀着“梦”的，比如他在写《呐喊·自序》时依然提及对青年时“想提倡文艺运动”的梦的“不能忘却”。而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从1907年归国到1918年写出《狂人日记》的十多年时间里，其思想在研究界几乎是个无解的空白，我们只知道鲁迅很“岑寂”，经常一个人在北京的居室里抄古碑，直到发表以冷峻为底色的《狂人日记》。a
2012年，蔡东发表短篇小说《往生》，引起文坛关注，并以“细腻的观察、悲悯的情怀、令人动容的文笔，描绘出晚年面对疾病和死亡这两类日常性威胁时，人类的无奈、困窘和挣扎，以及互助中建立的善意、体恤与牺牲”而获得“柔石文学奖”。这年蔡东32岁。《往生》的发表，意味着蔡东步入成熟之境。与鲁迅不同的是，鲁迅的小说写作从一开始就见证了高度的成熟，而蔡东在成熟之前则有着一段小说“习作期”，如在2003—2006年陆续发表的《结发》、《凌霄，凌霄》、《天堂口》、《断指》诸篇。但与鲁迅有所相似的是，蔡东2006年之后有过近五年的写作中断期，直到2010年才尝试恢复写作，并分别于2013、2015年出版小说集《木兰辞》和《我想要的一天》。评论者饶翔据此以2010年为界，将蔡东的写作分为两个阶段：她早期创作所显露的文学才华虽已初绽光芒，但与重新开始的创作相比，已有恍如隔世之感。b
说是“恍如隔世”，其实并不准确。就《往生》所标示的“个人风格”而言，早在2006年的作品《断指》中，就已完全得以展现：余建英因丈夫出轨、赔偿断指外甥女等变故而完全陷入物质和精神上的生活绝境。而《往生》不过是蔡东对生活带来的肉身负累与内心煎熬的精微描刻的延续罢了。而《断指》发表时，蔡东才26岁，却让人难以置信地显露了她对人情世故、世道人心的深刻洞悉及与她实际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成熟与老练。在我们看来，就如同伊藤论述鲁迅和漱石“做小说并不是文学青年的感伤和一时的冲动的表现”，《断指》及《往生》等作品不仅使蔡东与“80后作家”浪漫、感伤、矫饰的青春写作区别开来，而且对于蔡东而言，这种“告别青春的写作”，显然有着别样的重大意义。她说：
早期的小说中，我着迷于情感的那种复杂又单纯的奇妙掺杂的质地，致力于美好破裂后的弥合，比如说《天堂口》里的爱情，《结发》里少年夫妻的恩义，《断指》里的亲情和良知，那叙说里是有一份痴心的。现在，我更愿意深究人生之苦，女人，男人，老人，不再尝试修复些什么。我想抓住的，是幻灭过程中的撼人心魄的惨伤的美，如此，幻灭便也有了价值。c
从“致力于美好的弥合”到“深究人生之苦”，从“对复杂又单纯的奇妙质地的着迷”到“对撼人心魄的惨伤的美”的捕捉，这种写作取向的变化，在形式上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蔡东小说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叙述的转变：早期作品不少篇章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而2010年后的作品则几乎是清一色的第三人称叙述。饶翔将此理解为“作者自我认定的小说家角色”：她是一个人间的记录者，而非一个自我的抒情者。d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也有简单化的嫌疑。实际上，叙述人称或叙述视角的变化背后，包含着作家对自身、对生活乃至对世界的重新审视，它既是将“叙述”予以对象化、客观化的过程，更是作家主体自觉意识得以确立的某种见证。
与《断指》同样发表于2006年的《天堂口》，在蔡东的早期乃至整个写作中，具有独特的位置。作为蔡东早期的第一人称作品，《天堂口》具有余华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质地，叙述了“我”为拯救与男朋友铁帅的爱情，从济南坐火车南下深圳：
那天，我像水一样流向南方。
淌过平原，漫过山脉，匍匐流转，逶迤千里，柔软、坚韧、决绝。那种姿态的缠绵和内心的笃定，使我区别于其他乘客，他们旅行、探亲、公干或还乡，而我不是，我要去找回我遗失的东西。
然而，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头的明亮、轻松与烂漫不同，在《天堂口》中，“我”坐火车“出远门”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这一方面来自于铁帅对“我”即将南来所表现出的沉默与冷漠，另一方面则来自朋友的担忧：“在他们看来我有点冒失了，把自己扔进一个繁华而陌生的城市。”而“我”此后所经历的一切，都一一印证了上述担忧：先是对广州火车站糟糕治安状况的可怕想象，接着是抵达深圳后的震惊体验：这座簇新梦幻城市像“一条巨型流水线”，既讲究速度与效能，散布活力与激情，又让人充满孤独、挫败和失落感——这种异己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不适与不安：“从家乡到深圳，像从一个安稳的摇篮被抛到风雨大作的野外。广府人深目削颊的长相里带着拒人千里的冷漠，令我倍感孤独。到处人头攒动，但我不知道同类在哪里。”铁帅虽然在著名IT企业做销售，但收入、生活均不如意，离梦想中的成功（共享深圳的前沿消费和优质生活）更是遥遥无期，“我”的到来更是加剧了他的生活难度和精神颓废，一切都如此昂贵，以至“我”与铁帅只能在衣、食、住、行上共渡艰难。尤其是在住方面，“虽然日子拮据，但我宁愿南行一趟不添一件衣服不尝一顿特色菜，也想跟铁帅有个私密的小窝”，为此他们开始了惊心动魄的看房过程。尽管其间充满了陷阱、欺骗、挫败和悲哀，但“我”和铁帅的亲密关系无形中却回来了，“我们哭哭啼啼地拥抱在一起”。而就在“我”准备离开深圳时，提包被窃及假币事件的接连发生让“我”浑身发抖、惊恐万状。但外部世界的恐怖，也加深了内在世界的情感深度：“他一直抓着我的手，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深刻的留恋和依赖。”然而，在“我”以为终于找回了遗失的爱情、“安全”回到济南后的某一天，却意外地在电话中发现，铁帅已另有所觅、离“我”而去了。在伤心之余，“我”最终对铁帅的选择取得了谅解，同时也对爱情有了新的开悟。